三、征地补偿的定价机制 再次，在土地征收补偿领域，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征用农地时，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通过制定区片综合地价来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这一方面说明积极权利的实现有待于另一方的参与，如劳动权的实现必须是劳动者加入到某一个企事业单位中，接受相应的工作安排，否则该权利就无从获致。然而，现行宪法颁布于 1982 年 12 月 4 日并于同日生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颁布于 1994 年 5 月12 日，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这实质上即意味着在 1982 年 12 月 4 日至 1995 年 1 月 1 日这段期间，中国公民（也包括外国人、无国籍人）无从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14] 正如罗尔斯所言：公民是生而进入社会的，并通常在其基本制度内度过一生的时光。还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条款实际上是对《宪法》第 34 条至第 50 条相关权利[9]条款的兜底规定，这更加大了这一条款的危险程度，后文对此还会作出专门叙述，兹不赘言。以家庭关系为例，他可能是父母的子女，也是子女的父母，同时又是配偶的夫妻等为了更为准确地界定不同身份者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往往会根据人的不同身份赋予人所不同的资格、权能以及责任。（三）最为重要的，这类权利的特点在于不受阻碍。
不同社会地位之人的地位根据每个类别来定位，作为那些标准规范之例外。正是这种国籍的确立，使一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身份上的联系。相反，主权人民则是一种形式化的神学构造，一方面，在现代契约理念意义上，人民是由成年理性个体组成的整体。
文章总体分为三大部分，先是提炼出一种家本位的政治秩序的基本律法，进而剖析祖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内在张力，最后重新诠释和构建人民主权、民族国家以及公民宗教的概念。祖国从此成为一个白板，在这个白色的底板之上现代思想为其涂抹了各种人为的油彩。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围绕着谁是人民的代表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激烈的争夺。民族国家与法治 在抽象的主权人民与一国历史人民的断裂处，现代民族观念应运而生。
父亲所订的契约，儿子必得重新承认。另一个则是，从以陆地为家转向以海洋为家。
然而，主权人民终究只是一种抽象的意志，构成了人民（身体）的还有民族和国民，凡自称是人民代表的组织所要代表的至少包含这两个不同层面。相对于经验意义上的家，有没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家。本文仅就当代商谈哲学和伦理学的开创者卡尔-奥托·阿佩尔的思想加以论述。自由是如此必要，以至于自由所在之处，才是祖国。
但是，神学思维影响下的科技毕竟带来了家与自由的一条出路，故今日自由与家的关系便不再表现为陆地与海洋之争，而是自由律法全面取代家律法，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由，人类只能不断向外部世界和空间拓展，寻找新的家。启蒙思想家中，既有彻底的无神论者，也有晚年回归为基督徒者。一般来说，它包含至少三重维度：一是阴阳创生，二是世代养成，三是慎终追远。利维坦这个隐喻意味着，海洋律法从此成为主导律法。
可惜，卢梭的提醒并未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一种经过自由批判和重构的家秩序才是自由秩序的准确表达。
从这种家的民族观出发，返观现代主权国家，不难发现，大多现代国家都是自由律法建构出的主权国家与家律法建构出的民族的综合体。正如state一词成为一个普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抽象概念乃是现代的事情,若想断言存在一种家的政治哲学，至少要证明，家及其律法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范畴。
我们的民族特性啊，你在何方？ 民族一词有着极为复杂的出身。要么被理性构建为一种人民主权的共和国，在这个理想的国度里，抽象的自由民主与具体的时空边界紧张对立。上个世纪初一些学者重新塑造了炎帝和黄帝，由此中国从古代的天下转变为炎黄子孙世代居住的民族国家。这一点即便对于西方基督教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道成肉身是基督教沟通神性与人性的关键，肉身是广义的家的表达。关键在于后者，政治遗嘱要追溯多远。家创生了有差异的主体，不同的个体在世代养成与交往证成的文化熏陶下进一步化成彼此不同的自我。
家秩序中的律法——一种家的政治哲学 谈及祖国作为一个从家观念引申出的语词，具有独立的客观意涵，有赖于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关于家的政治哲学。它首先是第三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因此，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中，直接发生冲突的不是世俗理性与宗教神性的斗争，而是神学思维与家思维的断裂。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家律法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未完全失去作用，相反，在失去了家律法的约束作用的地方，个体的律法也不堪大用， 尤其是谈及共同体的统一。
构词上看，祖国是一个从家观念引申出的名词。最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不再是特定的贵族群体的总称，而是外延从第三等级的资产阶级一直扩展到共同体全体成员，但即便如此，在人民主权的人民与民族国家的国民之间仍旧有着重大断裂，这种断裂既源自神学与世俗化之间的断裂，更主要的是社会与共同体之间的断裂。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祖先（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虚构的），依赖人口不断的繁衍（失去人口的民族毫无意义）以及经济与文化（民族经济和文化互为表里）。当然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代与传统的断裂问题，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实则不然。在这个意义上，谈及任何一种社会契约，都预设了参与者打算从此以后以此地为家。但若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看，这种共同体便不是一个当然的存在，个体随时可以选择离开和放弃。
当我们从广义上使用家概念，每个精神所对应的实体因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生（养）成性构成关系而可以称其为家的话，那么，任何思想都需要语言这样一个家，自由的思想与它的语言之家就是在超验意义上相互养成的。西语世界中，无论英文的Motherland,还是德文的Vaterland都是祖国的表达，二者又有着共同的拉丁文词源patria，在19世纪之前，通行意思都是指与祖先相关之事。
相较而言，主权国家表达的是一种神学思维与理性思维的混合物。前者既非神学意涵的人民，也非自由个体的集合，所对应的其实是一种以家秩序为基本组织法则的共同体（community），强调的正是国之中内含的共同体以及家的律法：人与国之间首先是一种养成性构成关系，继之才是证成性构成关系。
结语 晚清以降，中国从古代的家国天下变成今日的海洋精神统领的主权国家，同现代西方国家一样经历了从神性国家堕落为世俗国家，从帝国退缩为民族国家，进而又从比西莫特的陆地精神转向利维坦的海洋精神。据此，祖国是一种家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无论是热爱祖国还是建设祖国都可以从家律法中得到合法性论证。
然而，利维坦并非一个完全的世俗之物，而是一个会死的上帝。所忽略的正在于，主权人民系由祖国人民构成。这就使得霍氏国家观出现了神学与世俗之间的断裂。有人或许会说，族群不等于民族，也不等于种族，那么，以这三个律法如何来区分族群与民族呢。
实际上，一种以家及其律法（nomos）为内核的祖国不仅构成了每个民族国家想象的基础，亦是现代法治国家建构的鹄的。倘使联系到家的第三个维度慎终追远，那么这个遗嘱既可以视为开国者的遗嘱，也可以一直上溯到历史上最初的约定，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海洋帝国利维坦建立在平等的个体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不平等的群体(阶级) 基础之上，其根本意图在于打击贵族，瓦解其以土地为基础的对于人、财、物的垄断和封闭，使他( 它) 们能够自由流动，并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权威之下。可惜，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市民社会在政治结构里并没有地位。
现代性的标志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成为重估一切价值的标杆，除了人-神关系发生了断裂，人-家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断裂。本质上，这是一个贵族制变成民主制的过程，也是一个比希莫特变形为利维坦的过程 一当天上之国降临凡间，它就需要选择一个特定的人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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